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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回访 ******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题：温暖的嘱托 奋进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回访

　　新华社记者

　　金虎辞旧岁，玉兔迎新春。在癸卯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1月18日上午在首都北京采取视频连线方式，亲切看望慰问全国6个地方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向各行各业干部群众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温暖。

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拼版照片）。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李涛 摄

　　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福利院的老年朋友、能源保供企业的员工、高铁站的干部职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众、乡村基层的干部群众……大家聆听着总书记殷切的嘱托、美好的祝福，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新华社记者回访了同总书记视频连线的基层干部群众，深深感受到总书记的心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紧紧相连。总书记的深切关怀、深情厚望，温暖着每一位逐梦前行的中华儿女。

　　疫情防控：“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

这是1月18日拍摄的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护人员。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数九寒天，哈尔滨最低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多摄氏度，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群力院区内车来车往，各个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在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1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连线，同这里的医护人员、住院患者亲切交流。

　　“总书记始终牵挂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关心新冠病毒感染患者的恢复情况。虽然隔着屏幕，但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总书记的关怀，这让我们非常感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于凯江说，我们会把总书记的慰问转化成工作的动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迎接春暖花开的时刻。

　　视频连线时，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春玲正在病房内查房。“总书记详细询问了患者的病情，对恢复情况非常关心，我们深深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和关怀。正如总书记所说，曙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张春玲说。

1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住院的老年患者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 摄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医院迅速整合医疗资源向一线救治倾斜，全力以赴救治急危重症患者。在医护人员精心照料下，83岁的患者齐永祥身体恢复良好。

　　“总书记对我的康复情况十分关心，问我恢复得怎么样、能不能回家过年，太暖心了。我一定坚定信心，好好康复，争取早日出院，和家人过个团圆年。”齐永祥老人高兴地说。

　　尊老爱老：“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1月18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在院老人和护理人员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 摄

　　春节将至，绿树掩映的福建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内张灯结彩，老年人手工制作的“兔”形工艺品、大红的“福”字、金鱼饰品琳琅满目，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年人在福利院过年的准备情况。”福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甘蔚铭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充足的水果、粮油、休闲食品等年货，年夜饭的筹备这两天也已经启动，对春节期间福利院内的环境也做了布置，增添浓浓的年味。总书记叮嘱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我们一定牢记在心、全力以赴！”

　　“总书记和我们拉家常、话民生，老同志的心都暖暖的。”81岁的刘小兰老人说，“总书记特别关心我们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在福利院生活丰富多彩，每周定时都有社工组织跳养生操、制作手工艺品、看电影、下棋等，老年人聚在一起自得其乐，请总书记放心！”

　　春节期间人员往来频繁，总书记特别关心老年人的疫情防控情况。

　　“院里目前有护理人员72名，随时跟踪各自负责的老年人身体状况，清热解毒药、急救设备、N95口罩等应急防疫物资充足，与定点医院的联动机制顺畅。”福利院护理部主任陈晓君说，我们一定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严于其他场所的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措施，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健康、祥和的春节。

　　能源保供：“守住民生用能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1月18日，塔里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员工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 摄

　　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轮南油气储运中心西气东输第一站克拉集气区，张灯结彩，年味十足。滚滚气流在管道中轰隆作响、一路东行，温暖沿线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安全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要求我们守住民生用能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轮南油气储运中心党总支书记常桂川说，“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定不辱使命，全力增产保供。”

　　回想起同总书记交流的场景，轮南油气储运中心主任周卫军倍感振奋：“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力量、更有干劲了！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站好岗、供好气，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入冬以来，每天超70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从这里源源不断供应给下游城市，变成居民家灶台上、工厂锅炉内跳跃的火苗。春节临近，石油工人们顶风冒雪，仍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总书记十分关心基层一线干部职工，询问我们节日期间能否轮休、在外过年年货准备情况，我们的点滴小事都被总书记放在心头，心中暖暖的。”虽然已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寒天，参加工作两年多的计量工程师田美霞却感到暖意融融，“在今后工作中，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让青春之花在戈壁沙漠绚丽绽放。”

　　春运出行：“提升保通保畅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

1月18日，郑州东站铁路客运干部职工和旅客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处于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关键节点的郑州东站，日夜忙碌不停。站台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喜庆的中国结随风摆动，耀眼的“福”字点缀出浓浓年味。

　　通过视频画面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面容，已在铁路系统工作32年的郑州东站站长王留强激动不已：“总书记非常关心今年春运情况，问得很详细，强调要提升保通保畅能力，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今年春运的人气又回来了，我们从运力安排、运营安全、疫情防控、组织保障等方面已做好精心准备，有信心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作为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郑州东站客流量大幅增加，连日来日均客流量保持在12万人以上。

1月18日，郑州东站客运值班员张华（左）在候车大厅内引导旅客。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总书记对春运防疫措施落实情况非常关心。”郑州东站客运值班员张华说，“工作人员在进站口、服务台准备了防疫用品，在候车厅设置医疗服务点，车站内和列车上的公共区域定时定点消毒，请总书记放心，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确保旅客出行平安。”

　　“总书记好！总书记新年快乐！”当返乡旅客马凌和其他月台上的旅客通过屏幕看见习近平总书记，纷纷赶到镜头前，向总书记问好。

　　已经两个春节没有回家的马凌说：“收到总书记的新春祝福，让我的返乡旅程更兴奋、更开心、更幸福！”

　　市场供应：“‘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

1月18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申宏 摄

　　北京丰台区，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片热火朝天。玉田白菜、章丘大葱、孟定圆茄……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鲜蔬菜堆满货箱，码得足有两米多高。叫卖声、攀谈声混杂着隆隆驶过的货车声，不绝于耳。

　　“这几天市场运行情况怎么样”“今年商户的买卖怎么样”“今年批发价格怎么样”……习近平总书记问得非常仔细。他指出，“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事关千家万户，是最基本的民生。

　　“总书记的关心和鼓励，一字一句都说到了我们心坎上，让我感到起早贪黑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商户毛勇习说，“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家家户户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我也要开足马力，全力保障供应不掉链子，让更多的老百姓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实惠。”

　　过年过节，安全不能忘。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交流，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张玉玺感触很深：“总书记既深入了解了市场交易情况，也对我们拓展货源、丰富品种、保证质量提出了要求，这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月18日，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工作人员将蔬菜装车准备转运。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目前，新发地市场日均进出货车约3800辆，人流量、车流量分别达到约6万人次、2万车次。“防控不放松、保供不打烊。”张玉玺说，“春节期间，我也将与2000多位留守商户一起，确保节日期间的市场供应数量充足、品种丰富、质量放心、价格稳定，为人民群众开开心心、安安心心过大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乡村振兴：“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

1月18日，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的乡亲们和游客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远处青山连绵，近处树木苍翠。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石椅村文化广场上一串串灯笼点靓羌寨，一条条羌红随风飘扬。

　　回忆起同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时的场景，石椅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难掩兴奋：“习近平总书记的勉励和祝福，是羌山儿女在兔年新春到来之际收获的最美好、最感动、最珍贵的新年礼物。”

　　石椅村又称石椅羌寨，羌族人口占比60%，这里保存着传统羌寨碉楼等建筑，沿袭羌族传统生活方式。近年来，通过结合羌民俗体验、水果采摘、茶文化研学等旅游项目，石椅村蹚出一条文旅兴村之路。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要把特色农产品和乡村旅游搞好，你们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乡村振兴中取得新的更大成绩，一起迈向共同富裕，生活越过越红火。”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令当地村民充满了干劲。

　　聆听总书记的讲话后，羌族小伙邵川情不自禁吹起了羌笛：“这支悠扬的乐曲就是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幸福而美好。村里的乡村旅游越办越兴旺，今后我不打算去外面打工了，就在村子里好好干。”

　　温馨鼓舞，传递着直抵人心的温暖；殷切期望，凝聚起奋进不息的力量。

　　“党的二十大部署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今年是贯彻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我们一定不辜负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扎实工作，把特色产业发展得更好，让老百姓收入更高、日子越过越好，用实干实绩回报党中央和总书记的关怀厚爱。”陈爱军说。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